当《硅谷》里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技术宅男陆续走上讲台，solomo，moloso，somolo一番（social，mobile，local，社交化、移动化、本地化，在硅谷创业的三个关键词），最后毫无例外要加上一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我突然想起动画片里崂山道士穿墙之前要念的咒语。

罗素说，一个人精神失常的前兆是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硅谷就是一个疯子的集散地，包括你的医生、司机、律师、超市售货员，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一个价值千万美元的创意。创业是关于自由，关于民主，关于改变世界。硅谷梦是美国梦的2.0版本——我要赚很多很多钱，而且是为了这个世界好。

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媒体将华尔街CEO塑造成英雄，满大街的人都在读韦尔奇的传记，十年后华尔街差点搞垮了全球经济。从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孕育出来的硅谷，从一开始就天然带着一种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气质，在这里到达权力顶峰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数字铁锤，以起义者的姿态，试图砸碎一切旧事物和旧秩序，并美其名曰“破坏性创造”——Napster“破坏”了唱片业，亚马逊“破坏”了图书业，谷歌“破坏”了广告业，特斯拉“破坏”了汽车业，Airbnb“破坏”了旅游业，Mooc“破坏”了大学教育。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名义下进行的。

是的，每一天，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变得更美好。iPhone6尘埃刚定，我们已经在翘首期盼iPhone7了，传言它会有新的iOS系统、2000万像素摄像头、多屏幕和Beats扩音器。Google继续开发Google Glass智能眼镜，戴上它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对话就命令它发信息、拍照拍视频、Google搜索，以及执行任何其他的现代生活所需的基本任务（据说有人正在开发一种智能隐形眼镜，能让一切你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从你的视野中消失）。我们从18分钟的TED视频中快速汲取关于这个世界最新最酷的知识。在硅谷的资金支持下，科学家正在寻找一种能够延缓（或许可以无限期延缓）衰老的再生疗法，我们将来也许能活到1000岁。埃隆·马斯克宣称将在2020年将人类送上火星，甚至在那里建造一个百万人口的火星大都市。所以，我一边看着《硅谷》，一边想着崂山道士的咒语，心里忍不住自责：“在这么个愤世嫉俗的时代，还要去嘲笑硅谷的乐观与理想主义真的好吗？”

但《硅谷》实在是一部很棒的讽刺喜剧。导演迈克·乔吉年轻时在硅谷做过工程师，对硅谷创业文化中幼稚与社交障碍的一面深有体会。他说自己根本无需刻意搞笑或夸张，硅谷真实的生活本身就笑点密布，你只要拿面镜子在那儿一照就行，甚至都不需要是哈哈镜。比如他在剧中捏造了一个愚蠢的应用叫Nipalert，专门监测附近发情的女人。剧本写完几个月后，他发现现实生活中还有更荒唐的App，比如一个叫TitStare的App让人上传自己盯着女人乳沟看的照片，还有一个叫iPoo的App号称要将全世界正在蹲马桶的人们联合起来，而且已经有20万人愿意付费1美元下载（现在Apple Store上已经找不到这个App了）。所以，他拍这部剧不是给年轻人励志用的，而是让大众看看硅谷创业者有多搞笑。

以前，鉴于专业所限，工程师的生活是很难在电视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对普通人而言太过枯燥，但随着如此多的财富涌入硅谷，同时也带去了野心、欲望、嫉妒、背叛、虚荣等种种戏剧化元素，足以构成一个好故事。比如，一般来说，在硅谷显示身份的方式是，穿牛仔裤，开特斯拉，有意无意地提到自己2005年就在Facebook工作，2008年投资了Twitter。在《硅谷》中，以乔布斯为原型的盖文·贝森则代表了硅谷式装逼的最高境界，灵修（他的精神导师显然是个神棍）、日本式管理哲学（没活干是对一个员工最大的羞辱）、与非洲小朋友合影、时刻把“改变世界”放在嘴边——“变化方能带来变化”，“如果我们能让音频小一点，就能让癌症小一点，饥饿小一点，艾滋小一点”。

另一位硅谷大亨，风险资本家彼得·格里高利则代表了一种硅谷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显然与他的阿斯伯格综合症有点关系，因而显得不那么讨厌，反而有种怪异的天真感。很多人猜测格里高利的原型大概是彼得·泰尔（Paypal的创始人之一），科技界著名的高帅富，除了互联网之外，还投资纳米技术、外太空探索和机器人研制等。此人绝顶聪明，信奉自由意志、鄙视社会规范。他资助一个叫海上家园研究所（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的组织在公海上建立了一个海上乌托邦，这个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任何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硅谷美元满天飞，却没有一张砸到我们头上”，主角理查德和他的四个朋友就是在这样一种酸葡萄式的愤愤不平中出场的。作为一群“屌丝”码农，他们能闻到硅谷上空钱的味道，也知道其中的荒唐，但仍然渴望成为其中一员。他们在一个孵化器里（又一个硅谷式做作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为创业者提供食宿的旅馆而已）开始了一场看似笑料百出，实则步步惊心的创业历程，其间拒绝了1000万美金的收购。虽然最终胜出，但创业的每一步都映衬着硅谷丛林法则的残酷和那些看不见的失败者的命运：拒绝了千万风投之后吞枪自尽还没死成的倒霉蛋，被大公司收购之后终日无所事事的闲人，还有那些眼看着就要成功却被大公司临门一脚踩死的小公司。

一群乳臭未干的家伙试图改变世界并且失败了，这在硅谷只是一个日常性的笑话，但他们的成功却可能演变成一个黑色笑话。就像后来加入魔笛手公司的商务拓展Jared阴差阳错被智能车绑架那一段，我到第二天还忍不住想笑，但再多想一会儿，又觉得有点笑不出来——我们现在与未来的生活形态，都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密切相关。

不久前，斯坦福文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森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硅谷的孩子》。他说，现代人正在放任自己的文化由一群“硅谷的孩子”（介于男人与男孩之间）来领导，任由他们重写社会的规则，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在硅谷，变革来得太快太猛烈，一个新创公司可以一下子面对一个几亿用户的庞大市场。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影响力，除去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年轻的创业者对自己的发明都缺乏一种反思和怀疑的精神，而我们则终有一天要为这些“无尽的破坏”付出代价——

硅谷时代，一切荣耀归于“变化”与“破坏”，而非“维持”（maintenance），以至于难以想象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是如何对那些声称要改变世界的人心怀疑虑和畏惧。如果你热爱这个世界，如果你将它视为自己此生的故乡，你会意识到你的祖先如何努力为它奠定地基，建造机构，塑造文化，你不会容忍别人轻易动摇它的根基，疏离你们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阿伦·索金的电影《社交网络》热映的时候，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评论。她说，在Facebook上，你的感情状态是什么？（选择一个，只有一种状态，人们必须知道）你有生活吗？（证明给大家看，上照片）你喜欢什么东西（列个清单，音乐、电影、书、电视、而不是建筑、想法、或者植物），这完全是一个不到20岁的大学新生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就是一个叫扎克伯格的哈佛新生设计的。界面是蓝色的，因为扎克伯格是红绿色盲；poking，因为那是男生不敢跟女生搭讪时用的方法；专注于个人琐事，是因为这些琐事的交换就是扎克伯格对友谊的定义。Facebook是扎克伯格的发明，也是他的人生格式，如今这种人生格式被设置成网络式生存的默认格式，而我们任由自己被简化为Facebook上的一堆数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交网络》不是一幅关于现实中的扎克伯格的残酷肖像，而是5亿自愿困在一个不满20岁的哈佛辍学生漫不经心的头脑中的现代人的肖像。

《社交网络》的本意是黑扎克伯格的，却造成了一种诡异的反效果——人们看到了他的努力和激情，更看到了硅谷的遍地黄金，就像20多年前奥利佛·斯通在《华尔街》中塑造的那个贪婪却极具魅力的盖葛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前往华尔街。盖葛说：“贪婪是好的，是对的……对于生活、爱情、知识都要贪婪，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扎克伯格则以同样的霸道与自信说：“分享是好的，我们分享越多，世界就会更美好。”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宣称社交网络可以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因为恐怖主义不是源自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是缺乏连接、缺乏交流、缺乏同情和理解。

2013年5月，《纽约客》发表了乔治·派克的一篇文章《改变世界》，作者深入探讨了硅谷技术万能主义背后的政治幼稚病。他认为，作为全球知识经济的中心，整个硅谷在智识上却是狭隘的，这些硅谷大科技公司的文化是以内部为指向的，对其自身之外的世界并不感兴趣。

谷歌园区里到处是Google 自行车和正在充电的电动车随时待用……在Facebook，员工吃寿司或墨西哥卷饼，练举重，剪头发，干洗衣服，看牙医，全都在公司内搞定。苹果计划花50亿美元在库布奇诺建造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环形总部。这些内部指向的科技园区使得员工们根本无需与外部世界有任何接触。这样的异类空间，再加上青春期的穿衣风格，使他们既不在公共空间之内，也不在公共空间之外。”

硅谷的科技领袖声称，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和技术，就能绕开政治行动或社会行动，解决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很难说这是出于傲慢，还是无知，也许无知的成分更大一些。而且，他们的目的并非公众利益或社会正义，而且自身利益。比如Facebook为非洲提供免费网络，Twitter 对中东民主的关心，根本动机是拓展自身的用户群，而非他们所宣称的理想主义。“和已有的行业一样，硅谷集中了一群悉心护卫着自身利益的强大企业和有钱人。”

这样的论断虽然偏激，却不无道理。事实上，硅谷以科技改变世界的宣言正越来越遭到外部世界的怀疑。2013年谷歌的公司大巴在奥克兰两次遭拦截袭击，因为这些科技富翁们的大量涌入导致当地房价飞涨，中产阶级难以生存。2014年Facebook拿70万用户做秘密心理实验的事情捅出来之后，更是招致了大规模抗议。曾经很高大上的一个词汇“大数据”逐渐暴露出其背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商业规则的真相——这些科技公司收集的用户个人数据构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财富，而我们要为他们的财富付出隐私的代价。硅谷年轻的科技大亨们的形象渐渐向华尔街的银行家靠拢。

2013年，33岁的西恩·帕克， Napster 创始人/Facebook前总裁，一个自称“帮助人类改变了世界——至少三次”的人，为自己的婚礼耗资千万美元，把一家酒店装修成了《权力游戏》的片场，请来《指环王》的服装设计师为300多位客人设计中古世纪的华丽礼服，还邀请了摇滚巨星斯汀助兴，其骄奢之风盖过了之前大卫·萨克斯（Yammer创始人）花100多万美元为自己40岁生日所办的玛丽·安东尼主题派对。难怪有人说，马丁·斯科塞斯完全可以在西海岸拍摄《华尔街之狼》，以“同样程度的财富，10%的性”。

扎克伯格今年30岁，终于步入而立之年，而Facebook的估值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Facebook曾提出30亿美元收购Snapchat，一个号称“开创了全新的交流方式”的App（用户分享的照片和视频可以在几秒钟后消失），但23岁的伊万·斯皮格拒绝了。他同时还拒绝了谷歌40亿美元的报价。但是，比一个23岁的年轻人拒绝三四十亿美元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应用会值这么多钱，以及为什么人们会在那里每天上传7亿张立刻就会消失的照片和视频？硅谷真的改变了世界吗？还是它只是在我们内心制造了一种拿现实交换一个袖珍屏幕的渴望？

“致疯狂者们

那些格格不入者。

那些叛逆者。

那些麻烦制造者。

那些方方的洞里圆圆的钉子。

那些另眼看世界者。

他们不喜好成规。

他们对现状没有尊敬。

你可以表扬他们，否定他们，引用他们，不相信他们，表彰他们和诋毁他们。

而你唯一不能做的是忽略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事物。

他们发明。

他们想象。

他们治愈。

他们探索。

他们创造。

他们激发。

他们推动着人类向前。”

——乔布斯的苹果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