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胎导致中产返贫的说辞有些像当年颇有调侃意味的“房奴”，正是这些“房奴”们，作为通过成功突破资金和心理双重障碍改变命运的人生赢家，他们很可能恰恰又一次站到了阶层提升的大门里。

　　近年来，关于中年危机话题的热度有所上升，尤其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新一轮的房价飙升中，各种反映阶层固化和中产阶级脆弱性的文章与之交织在一起，使“生二胎”对于中年中产家庭具有了更加特殊而复杂的意义。

　　与传统，生孩子被称之为喜事；与当下，二胎已成为梦想的一部分。春节期间，已然发现许多朋友将生一个“小鸡仔”定为2017年的小目标。然而，近期因楼市火爆升温，并经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焦虑情绪不断放大，尤其是前段时间还爆出华为中年员工因为二胎、房贷、失业陷入窘境的新闻，以及痛陈生育孩子对女性不公的网文，不禁让人们心头一紧。

　　尚在考虑生二胎的中产们，恐怕还得重新考量下造人计划的风险及其一系列后果。也有观点认为，“生二胎”是 “中产返贫”乃至“中产雪崩”的首要原因，更有甚者则声称这就是在赌博。

　　其中，最大也最现实的担忧当然还是来自高昂的子女养育成本以及教育成本。如今，这种与低生育率如影随形的巨大支出是全球的普遍现象。

　　保守估算，抚养一个2017年出生的孩子到他或她18岁，其成本在中国约为60.91万元，这意味着每年约33837元。而网上流传的一个民间版本的“十大城市育儿成本排行”，居首的北京高达276万元，上海、广州、深圳也都超过了200万元。而国家卫计委的一项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家庭的育儿养育成本已占家庭收入的近50%。

　　无论如何，在国内生养二孩的成本都是惊人的。但问题在于，这个成本可以事先计算，而养育儿女带来的好处却很难直接估量。所以，也难怪有些人觉得这是场豪赌。

网传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北京276万排第一

　　首先，即使从经济角度而言，其中不免有来自短视的错觉。因为，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对家庭而言，养育孩子和教育都是一种投资，而不是单纯的消费行为。且不说在中国历来就有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统观念——这在家庭代际传承中本身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实从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也已经是基本常识。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建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开拓了人类生产能力崭新思路的同时，也科学证明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是财富的重要基础，并且随着人类进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来他们正是以此双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中，贝克尔还把人力资本理论从教育经济学领域拓展到人口和家庭经济学领域。在中国已经迎来的互联网时代和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过程中，人们对这种家庭在人力资本投入上的不同态度带来的巨大差异，都会有越来越深入的体会。

　　同时，养育二孩与第一个相比，其开销也会大大降低，在人们熟知的边际成本递减和规模效应之外，父母通过养育第一个孩子而积累的经验，在第二个孩子上也能杜绝许多无谓的开销，从而使支出更有效。

　　况且，二孩生育成本不能只让家庭承担，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除了已经出台的鼓励二胎的政策，以及在“两会”期间已经明确的增加相关社会公共支出，也可以预见鼓励二孩的生育保障、住房、税收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家庭发展政策会陆续推出。

　　更重要的是，单纯的经济角度并不是本文考虑的根本因素。笔者断言“二胎改变中国”，所谓改变，是因为有了两个孩子的家庭与以往的三口之家有着本质的、积极的改进，其背后是有利于人类长期演进赖以生存和进步的价值观。

　　第一是平等。国人对于现代社会启蒙思想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耳熟能详，但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里，最缺的无疑是平等——没有身份平等的兄弟姐妹，使其先天不足。**

　　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佛兰克·萨洛韦的研究表明，“处理同胞竞争的策略和唤起同胞合作的策略属于主要的功能机制，他们可以确保适应家庭机制”。同胞之间平等竞争关系之下的冲突与合作，不仅对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对他们情绪和社交的学习也起到关键作用，进而对尊重、自律、契约精神、荣誉感、责任意识等品格的形成也大有裨益。

　　与弟弟妹妹相处还会养成利他行为，一项由德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所做的研究表明，文化对内隐的社会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中，百分之六十二可以归因于手足效应。而独生子女往往迟至大学乃至工作、婚恋之后，才能在更加亲密的平等关系中磕磕碰碰或者举步维艰地经受类似锻炼，有不少人会因此带来一生的障碍和困难。

　　与之相反，兄弟姐妹的合作可以产生出很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就拿在创意上最具表现力的电影来说，美国的Wachowskis兄弟（后来哥哥变性，现为姐弟）拍摄了《黑客帝国》和《云图 》，中国电影业叱咤风云多年的华谊兄弟也是王中军、王中磊兄弟绝佳合作的结果。

　　第二是独立。独立本与平等息息相关，但中国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根据诺奖得主莫迪利亚尼等的生命周期假说，有学者（Horioka 与Wan，2007）指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降低了忙碌工作的成年人养育孩子的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子女对退休父母进行的财务供养的预期。最终不但导致了中国家庭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甚至也助长了普遍存在的“啃老”怪相。

　　少养育一个孩子，可能让自己在独生子女成年后还继续背上沉重负担，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独生子女不够独立，还有多方面的因素，这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但首先是经济问题。两孩显然可以使之大为改观。

　　第三是公正。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徳托·克罗齐曾经说过，一颗公正的心比经过高度训练的头脑更有可能发现真相。但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更容易陷入以自我为中心而漠视公正的状态。

　　由于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独生子女在成长历程中更有能力争取虽然不公但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加之倍受隔代亲属的宠爱和偏袒，在认知行为更倾向于公正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进而陷入心理学称之为“退行”的防御机制中。

　　也就是说，个体在遇到挫折和应激时，心理活动退回到较早年龄阶段的水平。这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内“校园凌霸”事件频发，乃至发生中国小留学生在美国因为欺辱同学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的悲剧。这种先天的、致命的问题，恐怕维有在至少增加一个身份相同的竞争者才可以得以解决。

　　第四是自由。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对仅有的一个孩子难免不过多关注、干预，出于风险考虑，对他们选择上的影响也倾向过于保守。这不但干扰了子女的社会化进程，也加重了孩子的依赖心理，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空间。长此以往，使双方都处于自由与宽容度被严重剥夺的“双输”境地。

　　根据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的研究，“减少痛苦比制造极度幸福更重要”。基于父母精力和孩子自主选择可能性增强的原因，二胎家庭在这方面的痛苦一定比独生子女家庭大为减少。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因为较小和发育较晚，迫使他们必须标新立异，从而更容易接受和赞成新的、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

　　有大量的历史数据可以验证这个结论，比如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以及法国大革命中数位著名的弄潮儿，几乎都是幼子。总之，家庭自由的增进释放出来的积极力量无疑大大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多样性。这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改变，当然也是革命性的。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说了这么多生二胎的有利之处，但在具体生不生，生几个上，个人认为仍然需要采取自由的态度，应该在国家法规框架下尊重每个家庭、每对父母的选择。

　　2016年是全面放开“二孩”的第一年，共出生1700多万个婴儿，其中800多万个新生儿属于家庭生育的第二个孩子，二胎已经在新出生婴儿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二胎改变中国”正在成为现实。而且这些敢于捷足先登生二胎的家庭，父母本身也是经济能力和风险偏好都比较强的一个群体。甚至根据身边的情况，进而可以推测，现在大胆、抓紧生二胎的人，跟当年率先贷款买房使财富加速增值的是同一拨人。

　　二胎导致中产返贫的说辞有些像当年颇有调侃意味的“房奴”，正是这些“房奴”们，作为通过成功突破资金和心理双重障碍改变命运的人生赢家，他们很可能恰恰又一次站到了阶层提升的大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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