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多月，又将有765万年轻人从高校毕业，进入社会。在2月份举办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部长称，将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做好青年就业工作。

光谷客记录了以何斌为代表的一批光谷大学生创业者，他们是2015年“毕业即创业”的大学生群体，在过去的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经历了政府鼓励、政策扶持和资本鼓动之下激情澎湃的狂热浪潮，也亲身体验了大浪淘沙的残酷现实。

每一代年轻人都曾渴望改变世界，每一代年轻人都曾塑造自己青春时代的乌托邦。在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乌托邦曾以思想启蒙、红色革命、哲学与诗歌、摇滚乐乃至学生运动等方式席卷过不同年代最优秀的年轻人。

某种意义上，对这一代90后年轻人来说，承载他们对社会和自身乌托邦理想的，正是创业。
——谷哥

这个5月，何斌即将在毕业一年后如愿拿到他的Pre-A轮融资，数百万人民币。按照一年前移动互联网创业领域的融资标准，这笔钱来得不算快，也不算多。

对于留守武汉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而言，这是很好的成绩。毕竟，互联网创业的环境与大半年前已不尽相同。

我第一次见到何斌是在大半年前的2015年9月，华科校园里的一场创业者分享会上。他当时穿着拖鞋、牛仔裤衩和T恤，在投影仪前分析自己的项目：“一定要保证项目的技术价值，起码技术上也有被几千万收购的价值！”

何斌说出来的数字对普通人足够炫目，这一年，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3678.8元元（根据最新出炉的《2016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总数350万的本科毕业生中，还有10%未能在毕业时找到工作），他们中大多数不吃不喝一辈子也无法攒到一千万。

但当时，这个数字并不夸张。全国不断传出有互联网创业项目拿到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投资。一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创业者则对何斌评论说，“你这种情绪不能传递给你的团队成员。”他认为这种情绪有种失败的气息，不够鸡血。

当时离何斌大学毕业、正式创立简寻不过3个多月。

何斌创立的简寻是做“高端程序员招聘”，即采用算法对网络上的公开资料进行大数据梳理，筛选出大概top20%的程序员，再向他们进行个性化的职位推荐，以期解决互联网海量信息状态下，企业和高端程序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分享会现场大多都是何斌的朋友，包括武汉的明星大学生创业项目“恋爱记”的CTO杜宇；一个水果SAAS工具“森果”的创始人黄铁森；一款校园互联网社交产品创始人小红。

他们都拿到了从几十万到千万人民币不等的风险投资，项目也被估值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何斌的简寻是2015年5月正式拿到天使投资的，接近200万，已经是入场较晚者。

那场分享会上，这批刚刚大学毕业，出生于1992年到1993年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产品、融资、用户、颠覆，以及创业的经验。在互联网创业概念下，不同领域的商业逻辑仿佛已经完全打通。

彼时，类似的聚会场景正在全国各地发生。

这种不同地域的年轻人，千里来相会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50年前，那些坐着火车全国串联的红色一代，或者上世纪80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游荡，寻找同类，然后激烈地谈论哲学、诗歌和摇滚的革命接班人一代。

2014年底，青年作家蒋方舟曾撰文称，“创业”正在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上山下乡”运动。

对这群21世纪“会写代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创业正从一种状态描述变成一种专属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群体标签。

比如从行业划分来看，何斌的简寻是一款跟传统猎头公司竞争业务的产品。猎头是一个以资源、人脉和经验为基础的行业，大多数从业者都名声尴尬，常常被各种交流圈子明文排斥。

但何斌显然不在此列，他的定位是猎头行业的“互联网创业者”。虽然才刚刚跨出校门，但身边所有人，尤其是投资者，对他们的期许都是行业颠覆和全国性格局。

创业之前，何斌是一个典型的校园精英，带领团队去德国、美国参加过计算机超算比赛，打破过世界纪录，获得过HPL冠军。如果没有意外，毕业后他应该是去BAT或者继续读研出国，他需要在大三结束的时候做决定。

这一年是2014年。这一年年底，华科所在的武汉启动了针对大学生创业的青桐汇计划，每月一期，定向孵化扶持大学生创业，同时开始兴办大学生创业特区。接下来的两年，这座拥有全国最多大学生的城市也将拥有全国最多的大学生创业特区。

武汉市选择这一年开始树立大学生创业的城市品牌是有据可循的，根据全国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工商部门新登记注册的大学生创业总数达到47.8万人，比上年增加11.9万人，增加比例高达到33.3%。

何斌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的县城，父母都在开店做生意，家庭小康，对他没有财务和职业要求。选择创业的原因是，在“工作和读研都能看到三五年后的样子，但创业会有想象不到的可能性。”

在大学生创业氛围浓厚的华科，何斌决定用大四一年的时间尝试，如果毕业时还搞不出名堂就去工作。

何斌最开始尝试做的是一个O2O领域的类似微店的微信商城工具，当时的O2O正是最火热的互联网创业模式。但这个领域发挥不出团队的技术优势，让何斌变得犹豫，正好有人想买，就将项目打包卖了出去。他用的是“有人接盘”这个说法。一年后，当O2O沦为各种段子里被嘲笑的负面典型后，这个页面已经打不开了。

终止这个项目后，2015年3月，何斌确定了“以技术力量改变程序员招聘”的创业方向。灵感是他做了一个小产品，在网上爬到了一些程序员数据后，立刻有猎头出钱想买，让这个生意人家庭出生的学霸隐隐嗅到了一点商业价值。

一些朋友知道后将他推荐给一些投资人，见了5、6个的样子，聊过之后大家基本都有投资的意向。最后何斌选了一个组合，拿了接近200万，而整个项目估值是1000万。

这个金额怎么估的？“不知道，没什么特定标准，和投资人对项目的价值判断达成一致就好。”

小红拿到投资的经历与何斌相似，也是在方向未明时被熟人带去见了一个北京的投资人，聊了几分钟，对方就给了他数十万。

只有黄铁森拿到融资的经历稍微坎坷一些，在2015年初最终拿到200万之前，他和投资人一起跑了一个月步。

资料图/华科2015年届毕业典礼

拿到投资时，几个大学生离毕业已经只有短短几个月了。差不多同时，国务院出台了文件，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并以绩效考核的方式，鼓励教师带领或辅导学生创业。
当时，湖北省确定的目标是2015年孵化超过200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带动1.7万人就业。

而在媒体上，用“大学生 创业”为关键词搜索百度新闻，从2009年至2014年，每年的搜索结果都在30万左右小幅度增减，但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突涨到43.2万。

何斌说，自己并不是那种非立刻创业不可的人，但他总会出来做点自己的事情，所以算得上是刚好撞上大学生创业的风口并做出了选择。

因为创业的缘故，已经毕业一年的何斌依然活跃在华科校园周围：他的公司和出租屋都与华科只有一街之隔。

某种程度上，创业成为大学集体生活的延续。从创业之初就跟随何斌一起的5人创始小组成员，全部是何斌从大一就认识的兄弟，直到如今依然集体居住在剑桥春天小区里，他们把那个地方称为601。

大家在这里一起看电影、互相请吃饭，除了床好一些，几乎跟大学宿舍一样。和许多人对90后渴望独立的认知不同，何斌希望这种集体生活能够延续得越久越好。

公司提供中午饭，是请阿姨在601做了送来的

他曾在知乎写过一个故事。2012年夏天，何斌大一暑假，他想给当时火爆的团购网站开发二维码电子票，一个朋友认识的富二代同学投了一万元天使资金（没错，就是一个富二代同学），他则拉了一帮同学租了一个隔断间边学写代码边开发产品。

当时的场景是：2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了六七个男生，搭几张折叠桌，铺几张凉席，每天晚上一两点睡，早上九十点起，困了就地躺下睡觉，饿了点外卖，互相学习互相扶持，度过了整整2个月的封闭生活。

后来这个项目不了了之，但何斌形容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暑假。”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吃过的外卖牌子。

如今，何斌依然会回学校为学弟做比赛指导

对集体生活的热爱贯穿何斌的整个大学生涯：在整个大二到大三期间，作为华科联创团队的队长，他组织过校园hackday，也带领联创团队参加各种商业比赛，他把他们统称为“兄弟”，在通宵达旦的比赛中抱着路由器一起睡着过。

小红评价何斌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集体主义者：“比如团队得了奖，他真的会让大家一起摆pose拍照，特傻的那种。他觉得这是集体的荣誉。”

2013年时代表华科赴德国参加全球大学生超算比赛，刷新纪录

何斌对一个理想集体期许的状态是，每个人都平等、开心，爱写代码就只写代码，爱做设计就只做设计，变得很酷。

这种集体主义的平等追求也体现在简寻团队中。组建团队至今将近一年时间里，全职人员的薪资保持一致：5000元，包括何斌自己。对于一半时间都在外出差的他来说，这笔钱显然不够花，以至于4月份一次去北京出差，少年CEO因公请人吃饭时，发现卡里的余额不足以支付超过600块的饭钱，不得不尴尬地让对方买单。

即便如此，何斌也从来没有给自己涨过薪水，而是向公司借债：“等融资到位了，有收入了，薪资稍微加点慢慢还吧。”

2015年底时的公司集体照

在何斌的商业预期里，公司收入的规模会在2年左右达到亿元级别。但他直接否定了商业领域强调的一些公司生存法则，比如沟通技巧：“我们不需要沟通技巧，有问题直接说，大家应该相互帮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这部分解释了何斌的创业动机：他想要在商业世界里，用创业的方式建立一个属于他这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生活和工作范式。

这种集体主义理想根植的土壤是创业大潮，要对抗的同样是创业大潮。

在互联网创业领域，大学生创业不仅仅只是做产品、解决问题、融资变现；参加创业比赛、讲述媒体故事同样是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过去一年，面对绝大部分创业比赛的邀请，何斌一般都会拒绝掉。他更想把精力放到公司核心业务上，出身商人家庭的何斌想让自己更接近商业的本质。

这是他能控制的部分，但也有他不能控制的部分。公司的创始成员原本有6人，其中一人在今年年初退出，选择去北京看看更大的世界。这让何斌有点难过和自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能快速迎来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

这种快速增长才是互联网领域里最受资本追捧的创业故事。

公司的主要办公场所

按照何斌最初的规划，三个月就是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生死周期。创业公司最慢在一年里也应该跑完一轮融资。2015年的企业服务市场中，招聘类服务的创业最受资本青睐，何斌事后猜想，如果他从2014年就开始起跑，现在说不定已经第二轮第三轮融资了。

但实际情况是，今年5月，他的PRE-A轮才将将洽谈下来。

在和一个资深的招聘行业人士的聊天中，对方对简寻的行业预期是，服务团队10个左右时，营收可以做到千万级规模。但何斌发现“投资方都觉得，滴滴两年就那个规模了，他们可能更希望投到的是滴滴那样的公司。”

“现在AR、AR不是很火吗？所有的机构都会投他们。”何斌笑了笑说。

和轻易拿到的天使融资不同，何斌用了一个月时间接触各种投资人，才基本敲定了这一轮融资，“实际上，这才是正常健康的融资节奏。”何斌说。

作为人脉广泛、技术上乘的校园牛人，何斌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团队在“武汉这个破城市”是处于上游的，这也是他能轻易拿到天使轮的原因。

事实上，最早一批以互联网创业出名、获得巨额估值和投资的90后大学生创业者2014年在一线城市被资本率先发掘，如超级课程表余佳文、快看漫画陈安妮、兼职猫王锐旭等。他们的成功故事直接拉升了这一创业群体对投资人的吸引力。小红认识的一位学弟在大二时就倨傲地面对投资人，却仍然凭一个概念性的项目规划就拿到了100万投资。

接受腾讯大楚网的采访

何斌和小红则是“对投资人毕恭毕敬的”那一类大学生创业者，在“特别简单就能拿到投资”的境遇里，晚于一线城市同龄人一年左右被投资人选中。

但融资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依然处境相差悬殊。比如何斌的好友小红拿到投资时，项目估值是数百万，投资人用几十万就占了比较高的股份比例。但后来何斌去北京后发现，那里的团队只要稍微像样点，都是三五百万起，很少有一两百万开始的。

而光谷另外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创业者，则在今年年初上线上线过一个产品，上线之前，他的天使投资人告诉他，上线后去一线城市走一圈，就能拿到新一轮融资。但等他“完美地做完了和此前的投资人一起约定的事情”，去北上广见了5位投资人（其中3位称得上著名），却发现“数据很好当然不错，但现在投资人更关心能不能挣钱。”

虽然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热度仍在持续增长，湖北自2012年开始推进的“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计划”，专项资金已经从2012年的1000万、2013年至2015年每年2000万，推高到今年的3000万。

但资本的热情却在冷却。小红也发现，在他们之后，华科似乎不再有大批的学弟学妹选择“毕业就创业”，他们或许成了唯一的那一批。

这符合小红对当前互联网创业的判断，原本看起来机会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的创业窗口正在对大学生慢慢关闭，“基础架构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产业链领域的创业，留给大学生的机会正在变少。”

受资本寒冬影响，他和何斌身边已经出现不少创业陷入困境的例子，有人因为股权分配散伙，也有融资巨量的明星项目陷入发展瓶颈与迷茫。

在简寻位于华工孵化器13楼的办公室里，遗留着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搁浅的遗迹。

那里原本属于一个叫“哈哈农场”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创始人樊伟也是一名90后华科毕业生，在腾讯任职一年后回到武汉创业，他希望用一站式解决工具、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城市巨大的闲置空间变成都市农场，让城市居民成为都市农夫，同时也带来健康绿色的食品。

这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创业项目接受过市长接见、曾得到过《南方周末》、央视和本地各大媒体的采访报道，大幅的采访照片挂满了楼梯间。

但何斌记得：“大概去年十月份，三四百平的位置一下空了，从五六十人变成了几个人，非常突然，他们本来是规模最大的。”他也很困惑：“哈哈农场有现金流，不至于走不下去啊，好可惜。”

关于项目搁浅的原因，“哈哈农场”创始人樊伟向光谷客解释说，虽然这个项目有情怀，也能实现收支平衡，但因为“拿了投资人钱，回报额很小”，被迫只能搁浅。

如今，大楼保安接管了屋顶农场，种满了香菜、生菜、大蒜，长势喜人。

在创业的一年里，何斌曾有过很多次纠结，要不要搬去北京。毕竟那里的互联网创业环境更火热，但他被成本困在了武汉。

不过，走过一年后，他现在有些庆幸自己处在武汉这个不得不退守的城市，因为他渐渐发现：“真的在一个行业深入几年，才能拥有别人难以竞争的优势。”而“外面的互联网公司都是高举高打，不活就死呗，活不了就换一个方向，再活不了再换。”

做水果零售SAAS工具的黄铁森有同样的感悟。

从最初在华科校园做水果外卖，到2014年底拿到200万天使投资后，转型做“高大上”的互联网水果平台，2015年几乎没考虑过公司盈利模式的黄铁森，在年底未能按计划拿到千万级别的A轮融资。他被投资人问倒，怎么挣钱？

他也一度陷入迷茫。甚至去年年底时突然建议光谷客应该去采访一下小区门口一家生意火爆的餐馆，“他们真的很牛。”他觉得这些做实业的，哪怕做小生意能赚钱的真厉害。

进入2016年初，黄铁森暂缓了融资，“先做营收吧。“ 这个主意还是来自他的用户主动提起。

当时，森果用户群里发生了一次关于产品未来的激烈讨论。一个水果商户主动希望购买更高端的定制服务，更好地解决效率问题，这个水果商户还劝说其他人，“他们融资不顺利，又没有营收，真的倒了对大家都没好处。”

之后，黄铁森开始摸索着尝试各种变现，直到今年4月，终于实现营收平衡。这让他面对投资人时变得更有底气，“如果投资人问我创造了什么价值，我可以说‘有人愿意付钱就代表我解决了真实问题，创造了真实价值’。”

他也开始重回实体行业，借助平台售卖收银机和串口秤，配合自主研发的称重收银软件，解决水果实体店称重收银的效率问题。

而何斌在5月即将拿到Pre-A融资之时，简寻也已经有收入并即将实现营收平衡。

在程序员这个需求量极大又高度专业的招聘领域，简寻的优势在于可以用技术的方式抓取到千万级别的数据，然后进行筛选和企业匹配，极大地降低企业和程序员双方的信息流通成本，这是传统猎头无法突破的瓶颈，也是简寻的客单价可以定在传统猎头客单价一半的原因。

按照何斌自己的估算，简寻在武汉工程师方向的成单量应该是传统猎头公司的总和，而光程序员这一领域的招聘市场份额就在50—100亿。

在亲身经历了一轮从资本泡沫到资本寒冬的洗礼之后，何斌反而变得比去年更有信心。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力打通招聘的各个环节，彻底释放技术优势的潜力。那样，简寻或许真的能颠覆靠“喝酒、送礼、卖交情做业务”的传统猎头行业。

不过，未来的创业路依旧凶险。和黄铁森的森果一样，在实现营收平衡之后，简寻如果想要实现更大规模地扩张，何斌还需要更大金额的融资，也将直面拉勾网这样的行业资本巨头的正面竞争。

对于已毕业一年的何斌而言，“大学生标签并不会带来怜悯，反而会让人觉得不专业。”在商业上，他和他的团队必须也正在以成熟的姿态适应商业规则。但在内部，何斌希望这个从师兄弟姐妹发展起来的团队”要一直有核心team精神，永远不会变成一个纯商业团队。“

采写 / 嘉木
编辑 / 老久
- The End -
- 版权信息 -
本文版权属于光谷客
| 内容转载或商务合作请联系 |
Tel / 15902773825
QQ / 3111520445
微信号 /guangguer-
Email / guangguke@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