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北人在互联网江湖创造辉煌，湖北本土却几乎在中国互联网版图消失”的话题，屡被提及。

为此，腾讯科技曾做过一期专题《湖北为何迷失在中国互联网版图》；遗憾的是，却不曾在湖北产生深度回响形成湖北本土的思考。

湖北为何迷失在本轮互联网大潮中，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个人以为，要理清湖北为何在本轮互联网大潮中沦落，必须先理清互联网在兴起的原因与影响互联网兴起的因素。非如此，所有的讨论则无意义。

互联网是什么，因何而兴？

互联网是经济与科技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业经济的深化与延续，驱动其发展的更多的是人才等非物质性要素。

寻找与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并充分、持续的发挥其智慧与潜力，就成为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互联网还在发展中，并无明确路径与规律可言。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互联网的从业者更是需要具备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精神。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互联网时代同样如此。一个区域互联网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就是看本区域内互联网企业的规模、产值、核心企业的行业影响力以及城市整体产业活跃度。

但标杆互联网企业兴起及由此带动的产业效应与聚集作用，其实是需要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

纵览国内互联网产业核心城市的深圳和杭州，无一例外都是民营经济发达、市场竞争充分，政府作为守夜人致力于公共服务和政策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主导作用。同时，上述城市社会思维极为活跃、城市培育卓有成效，深度的民间讨论和高质量的思想输出蔚为大观，众多的NGO和公民个体都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与社会服务中。

影响互联网在湖北成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但不幸的是，湖北其实是不具备互联网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与经济形态条件的。

1
社会心理
自然与地理优势的另一面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降水丰富、雨热同期且境内河流交纵、湖泊众多，适宜农作物生长、拥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同时，湖北地处我国经济地理中心，水陆交通和生产要素调配与流通极其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因此，湖北人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相对容易，更易形成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远见等不利于互联网及互联网+成长与发展的社会心理。

2
经济形态
工业化发源的历史宿命
或许是张之洞在治理湖北所形成的历史基因，湖北的政府等体制性力量异常强大。

湖北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等体制性力量的影响力充分覆盖，民营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寄生于政府及相关人员，体制性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众多民营企业与体制性力量联系的紧密度高于与市场联系的紧密度，对资源要素的依赖远超出对经营要素的依赖。

整体经济运行其实是不透明的，更与互联网及互联网+所需要的宽松氛围存在差距。

3
企业抉择
“囚徒困境的魔咒”
驱动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产业成长与持续发展的优质人才，湖北同样是缺乏。

因为湖北民营企业对资源要素的依赖超过对经营要素的依赖，同时武汉拥有全世界最具规模的基础人才供应，所以，企业当前最理性的选择是基于成本而不是基于价值雇用人才，受雇者则就会基于回报而不是基于成长进行付出。

于是，“囚徒困境的魔咒” 产生，企业和人才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的局面无法形成，企业和人才的整体质量普遍不高。

找不到价值成就感的优质人才，都流失去了北上广深。

湖北，你被谁抛弃？

从PPTV到卷皮网再到海豚浏览器，湖北并非没诞生过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但他们最终的命运，要么离开湖北，要么被外来的互联网大鳄收购；还没有成长为湖北标杆性互联网企业之前，就失去了自身的本土基因。

甚至有湖北互联网企业寻求融资时，投资人开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离开武汉。

这背后的原因，固然是湖北互联网行业缺乏规模效应、政策支持、资本条件和人才基础；但更层次的原因，还是来自前述因素。

先天自然区位优势、工业化兴起的历史和产业先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心理、经济形态及企业抉择，让公务员骨子里缺少为民服务的诚心、企业主缺少踏实经营的耐心、职场人缺少以工作为事业的用心。

“三心”的不足，必须导致政府讲管理、企业主重钻营、职场人找理由的局面。同样，公务员自然把服务视为恩赐、企业主自然把工资视为成本、职场人自然把工作视为付出。

凡此叠加，湖北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行业成长与发展，所需要的宽松环境、市场机制和人才供给自然无法获得，湖北互联网的发展自然无从谈起。

我们如何面向未来？
——基于武汉样本的湖北互联网+发展探讨

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深化与延伸，是互联网发展至各行业并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复合性、专业性和前沿性。

目前，互联网+仍在探索阶段，无太多成形的指导理论和成功案例。因此，互联网+同样需要宽松的环境及社会远见，并对人才有更高的要求与依赖。

湖北已错失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当前的互联网+对湖北就尤为重要。错过了当下的五年，在互联网+时代湖北在国内的竞争力，或许在未来的20年内会落后于很多省份。

影响互联网成长与发展的社会心理、经济形态与企业经营因素，仍然是影响湖北互联网+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基于武汉在湖北的特殊地位与优势，笔者以为，湖北互联网+的重点在武汉。

因此，笔者特以武汉为样本，从社会建设、政府治理、企业经营的角度提出拙见供各方参考，以期为湖北互联网+的发展略尽绵力。

社会建设
政府主导设计，社会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构建“文明、进取、开放、友善、包容”等适宜互联网+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牌形象

社会心理是历史、社会等综合因素形成，并高度稳定。若无重大事件发生，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被改变。

因此，为适应互联网+和区域竞争，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社会建设来引导人们的认知和心理变化。而武汉也的确需要一个城市形象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以改变网上“武汉是国内最大的县城”的印象，向外界传递一个与武汉未来城市地位相若的现代国际化形象。

窃以为，武汉可在借鉴成都、深圳等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启动“政府主导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社会共同实施”的社会建设工程。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从城市形象定位等理念层面进行城市品牌的立体设计，从方案设计等中观层面进行组织安排，从实施策略等微观层面进行具体落实，构建“文明、进取、开放、友善、包容”等符合文明进程、适应互联网+发展的城市精神，以吸引更多的企业与人才在武汉更好的发展。

政府治理
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开门问政与透明施政，杜绝巧借各种名目套取支持资金的行为，切断利益输送和代理人运作链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武汉近代工业是由官方主导开启并持续，其间非官方经济虽有发展，但始终不曾形成优势。所以，武汉经济形态的根源在政府，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

建议武汉在深入学习深圳的基础上，明确政府定位与职能边界，树立“服务、便民、责任”的意识与心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政府运作上，要以被服务者满意与否作为评价指标，采用全面考评规范各岗位人员日常言行，并通过持续推动转变政府上上下下的心态，最终把服务精神、责任意识和结果导向融入政府信仰。

在政府职能边界上，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更要从具体资源配置中彻底脱身。

同时，政府及各部门应放下姿态开门问政，让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传入庙堂，以明施政得失、获施政启迪，促进社会健康成长。建议武汉效仿深圳，开辟民间人士问政通道。深圳在南都论坛设置 “公民十分钟”栏目常年听取民间声音，还不定期邀请民间人士座谈。

最为关键的是，政府的施政全程必须透明。政府主导的涉及资源配置的项目，都应该尽可能少设限的进行公开招标。

通过多渠道的信息发布、规范的招投标程序、开放的投标门槛、具体量化的验收标准、广泛的监督机制，杜绝巧借“创新、创业、孵化”等名目套取支持资金的行为，切断利益输送和代理人运作链条，改变武汉区域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与规则。

企业经营
转变经营重点，正确对待资源要素与经营要素的价值，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通过人才价值实施创新和驱动企业成长。

企业所有者与最高经营者，要对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所带来的大变局有清晰认识，正确看待和平衡好资源要素与经营要素、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转变思维方式和经营重点，把对人的经营提升到战略高度。

毕竟，在发展路径不明、数行业融合、多学科交叉、专业性与综合性并重的互联网+领域，仅有资源的输入是无法形成和获得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

但企业若拥有优质的人才队伍，并充分发挥人才价值、鼓励人才创新进而驱动企业成长，企业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竞争能力和优势，并获取相应丰富的资源。

展望未来：我们无限期待

影响湖北错失互联网大好良机的关键因素，其实是经济形态。企业抉择，只是企业主基于经济形态做的理性选择而已。因此，各级政府其实是湖北发展互联网+的关键。

只有政府及公务员不再涉及具体利益，成为了社会守夜人，湖北的互联网+才会有所作为。

令人欣喜的是，省委、省政府对此已有清晰的认识，李鸿忠书记在东湖高新调研时就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加快转变职能、改进作风，坚持问题导向和落实具体化，加强和改进对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的服务。”

我们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湖北的互联网+一定会大有作为。

以上为笔者的拙见，在此与诸君探讨，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笔者拙见不是对湖北的否定、更不是指斥，而是希望引出更多的真知灼见，给相关各方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与启迪，以便湖北可以更好的迎接扑面而来的互联网+浪潮。

毕竟，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深化与延伸，影响互联网成长与发展的因素同样适用于互联网+。

所以，对我们在互联网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对我们发展互联网+的实际意义与价值，可能超过罗列我们发展互联网+所具有的优势与可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