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史航(S)
嘉宾：姜文(J) 李子为

开场：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姜文导演，我麻烦您。(欢呼)来，老师，今天就是两位的对话时间。

“最早说看不懂的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S:不管《阳光灿烂》看多少场，多看一场都是高兴的。而且有的人可能不是从头看的，中间进来的也没有关系，这部电影是最不怕剧透的，就是一男孩七扭八歪地长大了。也没什么可剧透的，你看几遍都可以看进去，这个佛经中说的：道理就像一碗粒，中间皆甜，你吃中间吃两边都甜。不像水果，有的地方甜有的地方不甜。这个电影就是这样，他的味道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刚才在那里看的时候，看到最后大家可能注意到马小军光着脚丫蹬着自行车蹬在猛蹬，把他的鞋留在清水里头了，那么想问姜文导演你最后一次完整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J:我想想我是什么时候看的，前年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其实说心里话，好多镜头我都忘了，所以看的时候挺新鲜的。哇，还有这么一个镜头来着，正好是当时剪掉了的很多东西。那剪掉的并不完全是电影局的问题，是当时电影发行商说这不懂，那不懂，给拿掉了很多，要不然最早说看不懂的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不是《一步之遥》和《太阳照样升起》。所以这股劲给憋到后头了。

至于什么感情，我跟你说实话，我拍完电影，我就是为了把这事忘了，再去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别扭，不想见这个电影。有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见得也并不那么烦，也是把一个观众的门又打开了一下。我觉得过去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今天的人了，没功夫回忆。

“把寻常动作拍得像珍宝”

S: 我看的时候呢，第一次应该是在保利剧院。到现在，我的感受是有的场，就像走马灯，有的场跃到背后，有的场转在前面，这场重要，那场不重要。比如说在水房，米兰洗头那场戏，马小军给倒水，我觉得那一场特别好看。虽然我们看过无数次的广告，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女明星都在那里洗头，但是就在那一场，所有的广告都让你无法分神，你就只记得你这个戏。

J: 我不得不说史航确实是一个我的好学弟，他说得非常精准，这场戏我还是很认真地拍了。我跟灯光师，摄影师说这场戏我想要拍这个水，正好这帮人是拍《霸王别姬》的那帮人，《霸王别姬》里有一场戏，小豆子撒尿。把生活中的寻常动作，拍得像珍宝一样。我说这个水应该能超过《霸王别姬》里的尿就好了。他们说这个事可以做到，我就反复琢磨这个事，怎么做好。

“拍片是施工现场”

S: 最后的片尾写到感谢施隆多夫，施隆多夫说起最早看你的这个片子的时候(还没有做后期的处理)，说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马小军一下地蹭一下蹿到床底下，看到米兰那个脚脖子上那个头皮筋最后被扯断扔到地板上。还有看着她换衣服的那一段，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觉得很好。那一段拍得很好，那场戏我觉得姜文就是我崇拜的对象。在你所有的电影之中，你这个电影是卡得最棒。在阳光灿烂中，只要你不是夭折长大的，你都会有触景。就像最后在游泳池的那场，我看得特别难过，我想问导演在阳光中这么多场戏中哪些是比较难过的？

J：我不难过，因为没有什么让我难过的事。即使别人看不懂我的电影，我也不会难过。有时候我觉得人在公众场合下难过，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愿意让别人难过。我不否认这个片子在本身在结束的时候会有一段情绪上的波动，这里头可能包含着难过，失落。我也不否认我可能在开始写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最根本的推动力，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你说的这些戏，因为拍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最原始的时候了，是我在施工，作为导演你应该知道，其实你写剧本的那个时候你在情绪浸泡时候，真正拍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一个施工现场，大家拍的时候都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那些演员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踢马小军实际上是在踢夏雨的镜头其实都是假的，就像这些东西，你必须在施工的时候做得舒服，你才能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做出刚刚说的那种情绪。

“我想拍一个梦，而不是照搬一个东西”

S:我刚刚在想在座好多人岁数都比较小，保尔柯察金他不知道是谁，包括这个悄悄进村子杆枪子不要这是哪个电影也不知道。其实姜文电影里面有很多典故。我其实挺关心的是在场没有看过那些电影和小说的观众，看到这个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J: 我可以今天明确地告诉你，这些电影有很多我也没看过，而且里面的台词也不是保尔柯察金里面的台词。里面好多东西和那个电影没有关系，因此我想和你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其实也不是我的故事。我想拍一个梦，而不是照搬一个东西。如果你简单地认为我只是拍了一个我原来认识的电影，那你就丧失了一种机会，你将来拍的电影将会没有灵魂。我要是你，已经有人说我这个电影刚开始看不懂的时候，我就不说。

【观众互动】

Q：听说这次的放映增加了许多之前删减的内容，看到影片的最后，从彩色变成了黑白。这一次为什么没把之前您演出的部分加上，是因为对您的演技不自信吗？还是这部片子有什么特殊的情结？

J：我恰恰是太自信了才把我自己剪掉了，自信意味着你知道你不该做什么。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不应该过多出现，所以最后只留下了在车里的那段。穿现在时髦的衣服，北京四处拆迁，又出了那么多高楼的环境里，确实很庸俗很难看，所以把那段改成黑白的了。

Q：我想跳出这部影片问您一些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在座的都是青年的创作者，预算非常少，也不可能请到大牌。在体裁的选取，创作和拍摄方面，我希望您作为一个成功导演，给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J：我这第一个片子确实不是低成本，真没有低成本的经验。这是根据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王朔是1958年生的，我是1963年生的，小说本来讲的就是王朔和他哥哥那代人的事，里面确实有我相似的经历。你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处女作都是拍自己，我自己的事从来不拍电影里面，我不好意思。我以为你们都知道，电影（讲的）不是我个人的生活。

对于选材，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选的。我五六年才拍一部电影，这怎么选啊。我觉得你要想真的做导演，也别那么多年拍一部，就每年都拍点，爱什么样什么样。我不愿意年年拍，我占着我原来做过演员，拍过广告赚了点钱，我就能混一天算一天，我不想那么累。好不容易解放了，新中国的革命工作者干嘛那么累啊。我是等有冲动，特别想拍的时候再拍。

我最想对年轻人说的话就是“拿年轻说事是最不值得了。”你得和同龄人比。总之，你得跟我们这三十岁拍完片的人比，你要是三十能不能拍，那你不比我年轻。

Q：您刚才说您是带着帮助大家的心来的，能不能具体问一下您在寻找着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

J：我去年说过想弄一个公司，就是每年找几个年轻导演让他们拍片，也别有那么多压力，导演不应该承受那么多压力。导演就不应该管片子卖不卖钱，那是制片人的事。你就想怎么拍好。

Q：片中的角色都是非常经典的，但是我知道夏雨他们拍片之前都不是特别有经验的演员，您是怎么把他们调教好的？

J：必须把剧本写好了才有可能，你说的这个问题在剧本的时候能解决一半的问题。

Q：您刚才提到Woody Allen八十多岁一年能出一个片子，但是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因为没钱，几年才能出一个片子。所以想问您年轻的时候，三十岁左右，你不当导演的时候，也不当演员的时候在干什么？

J：我不是每天都在想电影，我好多事可以做。而且我就是到了万不得已，特别想表达的时候才拍一个。我都拒绝人家叫我电影人，我好好的一个人，干嘛被贴上“电影人”这个标签。

Woody Allen的问题，我觉得他一直在治病，他不敢坐电梯，还老觉得自己能变成一个好的爵士歌手。他反正一直在坚持那些看来他可能做的并不怎么好的东西。但最主要的，他是一个电影人。他老去看心理医生，每次看的时候跟他（心理医生）聊聊聊，差不多就把下一个剧本聊出来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解脱的过程。我觉得他很真实地在活着，他的电影，以我来看，就是不断地在给自己治病。相对他的病来说，他是低产的导演，他每个月去看一次病，每年才拍一个。你得看看你有什么病，如果你一点儿病没有这事儿还不好拍电影，应该有点病，着点急上点火，说我不是这么看，我就不这么看，这是一个作品。如果大家都这么看，我也这么看，这不是一个作品。你要是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说我有手艺，有技术，我觉得没用。

我这次看的片子，有一个突出的印象，这帮孩子将来会比我们和上一拨要强得多，我不是在讨好你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拿影像说事儿的能力超强，可能是他们的生活中经常拍来拍去的，非常熟练，我看我们这代或者再早的那些，拿影像说事儿都磕磕巴巴，完全都是一帮结巴说话，只是你们没看出来就是了。现在，你就包括优衣库那帮人拍的东西，多流畅啊，就那么一点儿，唰的镜头一躲，你看看从第几代数下来哪个，刨去我，我基本上就是优衣库的水平，只是我不拍那种事。所以你想，就这帮孩子的基础，将来拍电影，那是多帅，人家不玩手艺，人家将来要聊的是，我有什么态度。

Q：老师您好，我才十六岁。想问您一个问题，刨去金钱利益，您拍的一些电影有没有写出来后，在拍的过程没有真正表达您想要表达的那些东西，丢失了一些或者迷失了一些意义？

J：我听懂了。我像优衣库一样地没有丢失。因为这事太容易了，因为你拍自己写的，还能给拍丢了，那就别玩了。我很自信，而且有些影评人也说过，你说姜文的电影什么都行，只有一点，它一定会比剧本拍得好。我所有的剧本其实已经写得很好了，我还能比剧本拍得好，别人再说什么，就不重要了。

这个我想说，你们真的要努力地写剧本，而且要努力地想办法比剧本拍得好。这才是能让你们将来真正要往前走的一个基础。我看那些片子，写得不错，导得稍微有点失控，或者说可能太欣赏演员的表演了，背离了剧本的意思。

Q：我只看了您三部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让子弹飞》。《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很多年前看过，很喜欢，刚才看到特别有一个镜头，马小军在捅了刘忆苦之后时间又倒回来了。我看《让》和《鬼》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觉得你在一个大的环境下有一个很细腻的人物，但我觉得在这个下面还有一层很深的含义。

J：跟你说实话，我对现实的表象都非常怀疑，我一直想知道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驱使这件事情变成这样，这就是我想拍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王朔的原著小说里本身就带着这种气质，不过他是怀疑自己，我也把（这个气质）继承到电影里了。这个东西其实在文学里很早就出现了，很多电影里也有。我们生活中这种事情很多，对以往记得特别确实的东西会产生不只简单的怀疑，甚至是一种颠覆，你认为根本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谁骗了你，就是你越活越明白了生活背后的力量。我就把它忠实地拍到电影里去。

Q：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J：我不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人被逼组成一个社会的，并不一定非得喜欢谁。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生存才选择了这些，包括家庭，婚姻，不是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有家庭和婚姻，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告诉你“就是这样，必须这样“而已。生活方式还在不断改变，如果为了捍卫一个生活方式去做一个事情，我觉得是无趣的，没动过脑筋的。我们已经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了，但你心里的东西，不一定能适应你现在的组织方式、家庭环境，这是永远的一个问题和矛盾，不仅仅是哈姆雷特本人的，也是我们的。所以参加训练营是很危险的，你要审视自己，为什么我是这样的，本来就在一个训练营里，又进一个训练营。反正我不去训练营，我已经稀里糊涂地到了一个训练营，而且也逃不出去。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训练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