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科教资源，曾是武汉最大的骄傲，也是最大的遗憾。这座全球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城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留下自己培养的俊才。直到2017年，武汉在众多城市中率先破题。楚才不留汉的局面，会改变吗？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黄子懿
摄影：王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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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一场大雨中，武汉大学举办了2018年的毕业典礼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上，有一所外表老旧的民宅大院。大院位于惠济路与惠济二路的交界丁字路口，与武汉市委隔街相望。与汉口的新华路等主干道不同，惠济路幽静无扰，大院在两排冠盖亭亭的梧桐庇护下，与世无争地注目着稀少的车流驶过。

这里是杨森公馆，四川军阀杨森1928年大兴土木修筑的私人花园，建国后被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7年，它有了另一个崭新身份：全国首个实体化招才局办公地点。与隔街戒备森严的市委大院不同，杨森公馆对外开放、出入无需登记，门口有一块红底金字的“武汉市招才局”招牌，像是要敞开怀抱欢迎所有人。

办公地点是一栋老式建筑，室内仍然用着那个年代的木地板，走起路来咯吱作响。晚上9点，咯吱声依然响着——武汉招才局员工都没下班，晚饭后自觉回到公馆，伏案工作或接待来访者。“这都很正常，加班是常态。”48岁的武汉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何慧超说。

何慧超同时兼任武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他这样解释武汉成立招才局的原因：过往人才工作都分散在不同部门，人社、经信、科技等多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才工作职能。

“就像九龙治水、撒胡椒面一样，政出多门，解决不了问题。”人才需要到处找政策、跑项目，浪费时间、占据精力，还不乏有人多渠道申报，重复享受不同部门的类似政策和资助经费。

招才局成立后，从17个部门中梳理了81项人才管理职能，将近五年出台的65项人才政策进行优化调整，研究整合了35项人才项目资金。“一个平台一个窗口对外，统筹起来，不浪费。”何慧超说，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以及“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两大工程，换做组织部人才处的工作力量，“是难以搞起来的”。

这个思路的提出者，是前任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后者在2017年1月履职后，将人才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命市委组织部研究新型机构的定位和职能，为成立招才局做准备。此前，陈一新曾在任职浙江金华、温州期间，同样成立了招才局。

成立伊始，武汉招才局的工作就十分忙碌

但因涉及编制增设问题，金华、温州的招才局都采取了“虚拟机构、实体运作”模式。武汉更进一步，将招才局实体化，挂靠在市委组织部，组织部部长兼任招才局局长。在冻结编制的情况下，市委组织部专门从各部门抽调在编干部，到市级招才局工作。目前，全市各区亦成立招才机构14个，配备工作人员128人。

在2017年4月的成立大会上，被聘为武汉“招才顾问”的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雷军还笑言，起初以为是招“财”，没想到是招“才”。此前一天，雷军在凌晨近2点抵达武汉，他最大的感触和感动是，为他接机的竟然是时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首任招才局局长的杨汉军。

这只是武汉开始对人才表达重视的明显信号之一。成立伊始，招才局就被委以重任。何慧超说，如今武汉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常要求招才局列席。而在武汉率先将招才局实体化运作并推出购房八折、最低薪酬等政策后，全国各地人才办都纷纷到访，想向武汉取经。

“事情比过去多得多。”2018年初，何慧超开始兼任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工作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他的微信消息太多，已显示不出具体数量，只有一串红底白色的省略号。

采访已是傍晚，其间他接听了5个电话，均为工作相关。头一天，他刚刚在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科”）给其他城市的人才学习团讲完课；采访后，他还得准备翌日会议材料。下一周，他将同组织部部长兼招才局局长一道飞赴海外，做武汉全球引才工作。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武汉招才局青年人才处处长石柏林同样忙碌，他在准备几天后的一场宣讲发言，但这次宣讲不是为了引才，而是为了纪念一位之前病故的同事和领导——深夜接机雷军的杨汉军。

杨汉军病逝于2017年8月9日。生前10天，他曾辗转波兰、以色列、俄罗斯等国家开展武汉全球引才工作，10天内行程1万8000公里，搭乘3趟红眼航班，此后突发心脏病因公去世。2018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杨汉军“全国优秀组织工作干部”称号，并在组织系统广泛开展向杨汉军同志学习的活动。

“像打仗一样。”这是成立一年多来武汉招才局的态度和强度。武汉招才局提供的材料，彰显着他们“招才引智”的决心：“不是阶段性地设立‘临时机构’，而是规范有序、常态运作的专职招才部门……不是应时应景的‘突击工程’，而是着眼武汉复兴、未来发展的长远战略。”

2月23日，武汉一人才市场举办的新春首场大型综合招聘会上人头攒动

楚才东南飞

武汉复兴，首要目标就是留下武汉每年数以30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在何慧超等干部看来，这是武汉“真正的富矿”。2017年2月，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力争5年吸引100万大学生留汉，并在全国范围率先提出大学生无门槛落户。

2018年，这个工程提出了另外一个口号：“留汉不留憾”——长期以来，武汉都被标记为一座“充满了遗憾的城市”。其标记之一就是，留不住人。

这座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枢纽，拥有包括7所211在内的84所高校，在校学生逾120万，是全球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之一。但过往，被武汉高校培养的楚才，多数人并未选择留在武汉。他们像孔雀一般，源源不断地东飞、南下或北上。

武汉互联网招聘信息平台WHITer负责人王亮201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那时全班30多人几乎都离开了武汉，包括曾经的他在内，多数去了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唯一留下的是个女生，还是武汉人。”王亮说，“我们学校算是211了，武大（全称‘武汉大学’）、华科留下的就更少了。”

华中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从就业单位地域分布看，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超过50%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业。”该校近年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透露，选择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留在湖北的比例约在25%上下。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简称“华中师大”）也大致在这一比例。华中师大学生就业工作处副处长郎东鹏说：“每年留在武汉的比例约有17%～18%，10年来变化不大。”

“2013年、2014年之前，基本上是净流出状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说，“主要还是产业吸纳能力有限，这跟武汉民营经济不太活跃有关系，待遇很低。博士能留下的可能就几个点，研究生也很少，本科生留下的不超30%。”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

学子不留汉，只是武汉过去发展的一个缩影。“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很多人对武汉发展道路的形容。作为“九省通衢”，清末民初的武汉曾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坐拥两江三镇。

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写道：“武汉应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若以之建设，亦是理想上之城市。”武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就得益于清末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布局。

直至1949年建国后，武汉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作为中南局所在地，一度中央直辖。“一五计划”中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武汉钢铁厂（武钢）、武汉重型机床厂（武重）、武汉锅炉厂（武锅）等7个项目皆在武汉，包括今日仍川流不息的武汉长江大桥在内。

“清末民初、20世纪50年代，是武汉发展最好的两个年代，全国范围内仅次于上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但在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步伐降了下来，甚至有所衰落。邓小平在80年代末提出“两个大局”，第一个大局就是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此大局。

一个佐证是，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达83%，留成比例只有17%；而同期沿海开放城市则有“5年不上缴”等特殊政策。

“那个年代沿海都要向中央要政策，武汉等地就被牺牲了，中部塌陷就是这样塌陷的。”伍新木在80年代曾在省人社厅任职，专门写报告论述这一问题：上缴财政比例过高，导致了武汉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市民薪资普遍较低。

而面对降速的社会经济与不停外流的楚才，武汉能做的则非常有限。张小龙和雷军这些如今呼风唤雨的互联网大佬，都是武汉走出的楚才。这让武汉的干部感到可惜。“都是痛，所以我们不是抢人，是留人呐。”何慧超说，“过往武汉也想过要留才，但没有一个好招，也没有那么急切。”

一个直接原因是，曾有直辖史的武汉在80年代成为计划单列市前后，“省市关系非常不好”。伍新木自80年代先后任武汉人大财经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他回忆了一则趣事。80年代中期，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吴官正想引进外资，与外商约在了省厅谈判，作陪翻译的是一位英语流利的省科教厅年轻女科长。

双方商谈进展顺利，商谈一个多小时后进行午餐。但在用餐时，省厅女科长突然用英语对外商说：“你跟武汉市委书记谈一点用都没有，得跟省厅谈。”女科长的话不无道理。在当时，武汉市要做任何事，都需要经过省厅层层审批，才能落地。

吴官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同样不错。他听懂了这句话，后来在无数个场合提及，表示武汉市的权力太小，发展受限。那家外商最终没能引进来——直至1992年，整个武汉都没有一家外资企业。

武汉上缴中央的财政，也多数被交给了湖北省反哺其他地区。“因为湖北很大，发展也滞后。武汉多给省里，省里向中央返还时就少一点，听起来好听一点。”伍新木说。武汉城市基建，也多因此掣肘，被笑为“中国最大的县城”。

王亮家在江浙一带，他至今还记得自己2006年初到武汉时的第一印象：地面脏乱不堪，交通拥挤，“那时的武昌站就像乡下一样”。当时，王亮的想法跟如今很多刚来武汉的学子一样，“赶紧毕业离开这鸟地方”。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

何以留汉

上大学后，王亮谈了武汉籍女友，跑遍武昌、汉口的大街小巷，到毕业时看法已有很大改变。“相信2006、2007年开始在光谷上学的同学可以切身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王亮说，“看着光谷从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发展成今天这样，让我对这座城市稍微有了点期盼。”

光谷，亦称“东湖高新区”，是武汉从一座工业城市转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最大尝试。进入21世纪后，武汉在光谷以光电子产业为主导，聚集起了一批高新技术和互联网企业。

今日光谷已初具模样，但中心地带的大转盘仍被工地环绕，将建设亚洲最大的地下商业综合体。时值下班高峰，车流寸步难行。同行的两位朋友都在武汉读的大学，时间跨度从2010年到2018年，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大转盘他们上大一时就在修，直到毕业都未修好。

建设中的光谷，是近些年武汉大搞基建的一个缩影。最多时，武汉同时有5000个工地开工，城市负债一路走高，主政市委书记阮成发还被市民冠以“满城挖”的绰号。身为武汉人的他表示这是在为武汉的过去还债。他说，若干年后，当人们回头看，如果不这样做，“会对不住这座城市”。

这些建设都在为武汉以后吸引足够多的人口做准备。2018年，武汉开始在光谷推进存储器、航天业等国家级新基地建设。何慧超说，武汉要与其他城市形成错位竞争，“挖掘自身资源禀赋引进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在第二波人口红利中优化武汉人口结构。“政策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已取代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现在的人才工作，内涵和外延都比过去发生了很多变化。”招才局任职半年后，何慧超如此总结自己的体会。比如，组织部负责党管人才，聚焦高端人才。“现在既是政治工作，但更多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工作越干越多。”

2017年“两个百万”元年，效果立竿见影。整个2017年，武汉大学生留汉达30.1万人，包括14.7万在汉应届生、4.3万外地高校应届生、11.1万往届生。而据石柏林透露，从2018年的情况看，留汉大学生数量总数已超50万，任务完成量超一半。9场校友资智回汉专场，签约项目投资额也达1.3万亿元。

华中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留汉毕业生逐年增多，2017届毕业生中选择就业的有接近1/3留在武汉就业创业。“毕业生越来越看重个人发展空间及晋升渠道，当然各地人才优惠政策及地区因素也会影响到学生就业选择。”

相较于其他地区在落户门槛、补贴上做文章，武汉推出了两大针对大学生的政策：大学生八折租房买房、应届生最低薪酬指导价等，二者与落户一起，被何慧超誉为“三件法宝”。这是招才局聘请第三方机构，针对大学生户籍、薪酬、安居、服务进行调研后制定的政策。

“比如调研显示，大学生毕业后前4.7年都是租房，之后买房需求猛增。95%的大学生认为单租最好，不搞合租合住。面积实际需求比我们想象的还小，平均37个平方米足以。”石柏林说。

除学术水平外，武汉大学也以樱花景色闻名

6月9日，采访前两天，石柏林在现场见证了首个八折购房现场的摇号。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临空港青年城”首批392套房源。总共报名1万余人，符合条件者1853人。

中签者可在三种小户型中选择，以低于市场价20%的6800元/平方米购入。2017年毕业留汉的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毕业生胡振幸运地摇中一签。他来自黄陂木兰山，中签能为他“省下来十几万”。

胡振说，当天摇号现场十分壮观。上千个人，出了地铁口就一路向会场狂奔。会场能够容纳3000余人，摇号学子和家属分在两个区。摇号时，原本坐在凳子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仰头目不转睛看着屏幕，场面壮观。“这绝对是痛点，绝对没错。”石柏林目睹了这一幕后说。

政策并非没有质疑。采访间隙，招才局干部带我走进了市委大院——曾经的中南局办公所在地，建国后武汉一度辉煌的见证。何慧超和石柏林偶遇了一位市政研究室干部，后者闲谈间问及招才局推出的毕业生最低薪酬政策，似乎是想要弄清政策出台背景与依据，语气不乏质疑。

2017年底，武汉出台大学毕业生在汉就业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本科5万、硕博分别为6万与8万，而根据“前程无忧”调查，2017年武汉本科生起薪仅约3300元/月。石柏林解释，这些标准都是软性而非强制的，但有实际意义。“首先大学生跟企业谈判时，会有一个标准和筹码，倒逼企业提薪。”

“虽说薪酬制定应是市场行为，但政策能对市场有引导。”石柏林说，“武汉工资很低，这也是痛点。不能满足最低薪酬指导价的企业，还真不一定是武汉市真正需要的企业。有一种倒逼机制在内，还能惠及周边城市。”

这话听来似曾相识。与中国很多城市一样，武汉重大的经济发展节点，都离不开政府行为刺激。早在“满城挖”前，建国后落户武汉的武钢、武锅、武重等重点项目都在2000年后逐渐搬离主城，只剩新中国首座横跨扬子江的武汉长江大桥，仍在奔腾的江水之上默默地履行着使命。

“直到15年以前，武汉还有很多纺织女工，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转行了。”秦尊文说，如今武汉市区已没有一家纺织企业，都搬至周边的咸宁、孝感。取而代之的智能物联网汽车等高新密集产业，代表着武汉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产业既是资金密集型，也技术密集型，都需要人。”

武汉大学樱园学生宿舍

招才之后呢？

“百万大学生留汉”工作速度比想象中快，但或许更为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招才后呢？”2018年，各大城市间上演的“人才争夺战”引得诸多学者发声：这些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产业承载力和公共服务去匹配落户大学生。

石柏林说，武汉在搭建一个市级统一就业平台，“将所有企事业单位招人的岗位捞出来，一个区一个区地捞”。所有岗位满足最低薪酬标准，不满足的一律删掉。“只要大学生来，武汉1∶1匹配就业岗位”。目前，该平台已打捞出15万个符合条件的岗位。

对于武大、华科、华中师大等重点高校而言，政策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更多的人是因为家庭或恋人原因留下的，而并非武汉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武汉大学2017届硕士毕业生韩青说，湖北或周边省市的人会更愿留下来。家在湖南的她因男友留在了武汉，从事地产行业。她说不会购买八折安居房，“这种房子没有升值潜力，而且一般比较偏远”。

即便如此，面对一线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壁垒，当武汉表达出一定诚意和潜力，也有离开的人归巢回来。王亮2011年为女友回到武汉，2016年开始兼职做起WHITer平台。“回流比前几年多了很多，很多人都在观望。”王亮说。

35岁的武汉人汪涛通过WHITer平台，2016年回到武汉。上海打拼多年后，他仍然无力承担高房价，也为孩子教育发愁。“至少先把房子买了。”他在武汉找到的工作薪资比上海砍了近一半。而在日新月异的IT行业，他感到武汉能学习的东西也有限。“很多业务以外包为主，技术、思维都比较落后。”但为了孩子和家，他不得不回。

武汉招才局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趋势：一线城市的高壁垒，让诸多人才因无法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而回流、撤退，而这就是武汉要补齐并发力的地方。为此，武汉已开始酝酿留汉2.0政策，着重大学生留汉后公共服务配套升级。

2.0政策将包括增开幼儿园、儿童医院等政策。成立招才局前，武汉已着手补齐所有市属医院中儿童医院的短板，并在全国范围内预定、招募儿科医护人员。同时开始建设40所幼儿园与小学。“要保持战略定力，不降低门槛，也不搞补贴，只着重优化。”石柏林说。

每次回武汉，汪涛都感觉到家乡在发生变化。2006年要坐一个多小时大巴到达的光谷，如今坐地铁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他生长的大街小巷，说普通话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以前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

但往上比，武汉吸引力仍然有限。京沪筑起高墙之后，更多人选择流向深圳、广州。2017年，两地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62万、45.5万，全国前二。深广一年新增人口，几近杭州、武汉等8市之和。武汉新增14.8万人，全国排第六。

“武汉费了这么大劲，也差一声不响的深圳很多，证明产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秦尊文说，好在国家开始重视武汉了。这两年中央领导多次前来视察，也能说明武汉战略地位提升。而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路过武汉，只在武昌停留了30分钟发表讲话，表达改革决心，连火车站都没出就南下深圳了。

深圳也是武汉招才局谋划中的下一站。何慧超说，武汉人才工作将逐步由政府交给市场。下一步计划，是打算在深圳采取相关手段，探索市场化机制开展运营招才工作。

“经济活动也是能策划的，可顺势而为，也可刻意而为。”何慧超说，“人才工作，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年多来最大的体会。”
（文中王亮、汪涛、韩青为化名。感谢WHITer为此文提供帮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